电影人细算“良心账”

日前，我国电影界首例制片人状告发行人截留、瞒报票房收入并要求索赔1500万元的大案像投入水中的巨石激起了千层波澜，一时间关于如何打击瞒报票款，保护制片人利益、如何用规范的运行机制代替只能凭良心算帐的分成方式都成为了电影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

关于截留、瞒报票款的问题早在几年前便有人站出来说过话，比如著名导演谢晋，他的《鸦片战争》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有不少场场爆满的情况，可是到了发行收入报表上却显示只有7成的上座率，原来预计的上亿元票款最后也只有8000多万元，然而谢晋只是说说而已，大导演并未和发行方动真格的。

到了陈佩斯自己当上制片人，更是对截留瞒报票款现象深恶痛绝，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说，在某地放映他的《太后吉祥》时，一家影院明明放了7场，可到了分账时，却成了1场，虽然最后迫于事实压力赔了几万元票款，然而我们能看到、知道的又有多少呢？

因拍贺岁片在票房上一直处于不败之地的冯小刚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他说：在某地，他的贺岁电影《不见不散》由主创人员参加的首映式都被瞒报了票房收入，还有什么诚信可言？此次，作为原告《下辈子还做母子》的制片人罗广生提出的数据更令人惊讶：江苏13个省辖市中有11个存在整个县（市）瞒报影片票房收益的情况。看来，糊涂账的确不少，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有《下辈子还做母子》的制片人罗广生、一个从没做过电影的外行人站出来和发行方对簿公堂呢？北影的一位发片人道出原委，一是发行人多半不敢得罪发行公司，另外，也很少有人能拿出像罗广生那样的劲头，一个个学校、一个个企业地去调查、取证。所以，截留、瞒报一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一笔“糊涂账”只能凭良心计算。

一位资深的电影策划把截留、瞒报票房收入称为伤人的“双刃剑”，一伤国家利益、二伤投资人的心，截留、瞒报必定会偷漏税款，使国家蒙受损失，而伤了制片人的积极性，让他们血本无归，势必造成制片人有钱不敢再投电影，使得电影制作不能进入良性循环。无形的“双刃剑”可谓是颇具杀伤力。著名演员朱时茂在几年前做制片人时曾被票房瞒报的事实伤了元气，发誓5年之内不再投电影，而一家私营公司的负责人本来对电影情有独钟，可是在发行市场上受挫后也表示钱不再往水里扔，要改做其他生意。这样的事实在让人痛心。

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朱永德对此分析说：现有的发行机制是区域垄断，很难形成竞争，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从执法看，也容易滋长小团体利益。导演冯小刚分析说：“市场竞争是通过院线制来实现的，而国内大多数城市只有一条院线，不管怎样，影片都只能在这条唯一的院线里和观众见面，没别的路可走，所以大多数发片人不愿意得罪发行公司，所以才让截留、瞒报票款这种不正当的行为愈演愈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发行公司负责人坦言：这几年国家也一直在抓这个问题，大城市收效不错，边远地区却因为很多客观原因难以控制。事实上，这是过渡时期的混乱，不会长久。

近日，又传出消息，发行电影《好孩子》的制片商别出心裁，自己印制电影票，以票根来确认观众的人数，并派出专人前往各歌影院监票，不过这自制的门票防君子不能防小人，要真正做到全线监控，这毕竟不是个好办法。

北京电影公司宣传策划高军认为：此次制片人状告发行方的案例将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加速电影市场的规范化进程，使许多难题得以尽快解决。他说：事实上，管理机构一直在努力寻找解决截留、瞒报票款现象的最佳途径。有的地区收效显著。他举例说：北京就是一个相对规范的市场，启用了“效益排片”的办法，不但量化票房收入，还要采用排行榜的形式让影院之间形成竞争，放映效益好的影院可以获得许多优秀影片的首轮上映权。所以排行榜上的名次对于北京的电影院来说很重要，“首轮放映”对于他们来说就像进入了电影市场的“甲A级”，代表着一种经营地位，而做得不好的电影院就会被淘汰出局，等待别人放过的电影做片源，如果不继续努力还会影响整个年度的经济效益。这样的竞争使得北京市场几乎杜绝了截留、瞒报现象。